鲁迅在《论“人言可畏”》中通过分析阮玲玉自杀事件，揭示了舆论对弱势者的压迫，指出“人言可畏”的本质是社会性暴力，并批判了新闻媒体的责任缺失与小市民的猎奇心理。
事件背景与舆论反应阮玲玉自杀后，遗书中“人言可畏”四字引发社会关注。鲁迅观察到，此类事件随媒体热度消退而迅速被遗忘，如同此前艾霞自杀案一般，死者仅成为公众茶余饭后的谈资。媒体最初将阮玲玉之死归咎于新闻报道对其诉讼案件的张扬，但很快有记者反驳称报纸已丧失左右命运的力量，记载内容均来自官方事实，与记者无关。鲁迅认为双方观点均有合理性，但未触及问题本质。
新闻媒体的双重性与责任鲁迅指出，当时报纸虽整体威信下降，但对弱势者仍具强大杀伤力。媒体对权贵无力抗衡，却可肆意伤害无权无势者（如阮玲玉）。上海部分报纸的社会新闻多采自已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但存在对女性恶意描写的恶习：
对男性案件仅客观陈述事实，对女性则添加主观评价，如用“徐娘半老”“豆蔻年华”等词汇渲染外貌，甚至虚构细节（如断定少女私奔是“小姑独宿，不惯无郎”）。
这种描写对不识字的女性影响有限，但对知识女性或社会名人则构成致命伤害，因其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如机关报）澄清，只能默默承受舆论暴力。
小市民的猎奇心理与自我优越感鲁迅批判了公众对名人丑闻的消费行为：
小市民热衷传播熟人的丑闻，对远方事件则漠不关心，阮玲玉作为银幕上的熟人，自然成为媒体与公众围猎的对象。
读者通过贬低死者获得心理满足，如“我虽不漂亮但正经”“我虽无本领但出身高”，甚至在阮玲玉死后仍以“我比她有勇气”自我安慰。这种集体狂欢加速了阮玲玉的精神崩溃。
弱势者的困境与舆论的压迫性鲁迅强调，阮玲玉的悲剧源于其“颇有名却无力”的处境：
她缺乏与媒体对抗的资源（如机关报），无法澄清事实或追究责任，只能任由舆论泼脏水。
自杀被轻描淡写为“不坚强”，但鲁迅反驳称自杀需极大勇气，社会应反思自身责任而非指责死者。他讽刺那些以“伟大任务”为借口否定自杀者的人，要求他们记录所谓“任务”以供后世检验。
媒体的道德责任与“有闻必录”的虚伪性鲁迅批判记者以“有闻必录”“并无能力”推卸责任，指出媒体报道实为有选择的行为：
媒体对权贵与弱势者的态度截然不同，暴露其趋利避害的本质。
真正的记者应承担社会责任，而非以“客观”为名放任恶意描写。他呼吁媒体“能为善亦能为恶”，警惕舆论成为杀人工具。
总结：鲁迅通过阮玲玉事件揭示了舆论暴力的结构性压迫：媒体利用话语权对弱势者进行二次伤害，公众通过消费丑闻获得心理满足，而社会缺乏对死者的共情与反思。他警示人们，“人言可畏”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整个社会道德沦丧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