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五蠹》是战国末期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创作的一篇散文，原文及翻译如下：
原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宋有人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
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
（注：原文有删减，此处为节选翻译部分）
翻译
上古时代，人民少而禽兽多，人民不能制止禽兽虫蛇的危害。有位圣人出现了，他教人们用树枝架成鸟窝一样的住处来避免众多禽兽虫蛇的侵害，人民因此很喜悦他，推举他称王天下，称他为有巢氏。人民吃的是瓜果蚌肉蛤蜊，腥臊难闻，伤害肠胃，民众多生疾病。又有圣人出现，他教人们钻木取火烧熟食物以除腥臊气味，人民因而喜悦他，推崇他为天下之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的时代，天下发大水，鲧和禹疏通了江河。近古时代，夏桀、商纣暴戾昏乱，商汤、周武王兴兵讨伐。如果在夏朝，还有人要架木筑巢、钻燧取火，一定会被鲧、禹耻笑；如果有人在殷、周时代还想去疏通江河，就一定会被商汤、周武王耻笑。那么，如果在现今还赞美尧、舜、汤、武、禹的治国之道，也一定会被新的圣人耻笑。因此，圣人不羡慕远古，不效法传统的陈规，而是研究当代的形势，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
宋国有个耕田的人，田地里有个树桩，一只奔跑的兔子撞在树桩上，碰断了脖子死了。于是这个耕田人就放下手中的农具，守在树桩旁边，希望再次得到撞死的兔子。兔子不可能再得到，而他自己却被宋国人耻笑。现在还想用先王的治国之道来治理当代的老百姓，都属于守株待兔之类。
古代成年男子不耕地，野生果实足够吃了；妇女们不纺织，野兽皮革足够穿了。不从事劳动而供养充足，人民少而财物有余，所以百姓之间不发生争夺。因此，不用丰厚的奖赏，不用严厉的刑罚，百姓自然安定。现在，一个男子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祖父还没死就有了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民众多而财物匮乏，事力劳苦而供养稀薄，所以百姓互相争夺，即使加倍赏赐和严厉惩罚，也不能免除混乱。
尧称王天下的时候，住的是茅草屋顶的房子，没有修剪，栎木的椽子没有砍削；吃的是粗粮，喝的是野菜汤；冬天穿的是质量差的兽皮衣，夏天穿的是葛布粗衣；即使现在看大门的穿的吃的水平，也不会比这再差。禹称王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农具，作为民众的表率，累得大腿上没有完整的腿毛，小腿上直接不长毛了；即使是奴隶的劳动，也不会比这再苦。由此说来，古代人让掉王位，不过是抛弃看大门的那样微薄供养，而远离奴隶般的劳苦罢了，所以古代人把天下传给别人也不值得称赞。现在的县令，一旦死后，子孙接连几代有马车坐，所以人们看重当今的官位。因此，人们在让位这件事上，可以轻易地辞掉古代的王位，却难以舍弃今天县官的职位，是因为（利益）薄厚的差异实在大啊。
住在山上要到山下谷底打水的人，遇到节日，用水作为礼物相互赠送；住在低湿洼地饱受水涝灾害的人，要雇人挖渠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就是幼小的弟弟也不给他食物；丰年的秋天，即使生疏的客人也必定以食物款待。这并不是疏远骨肉兄弟而偏爱过路客人，是因为（粮食）多少的差异实在大啊。因此，古人互相交换财物，不是出于仁爱之心，而是因为财物多；现在人们互相争夺，不是出于鄙陋之心，而是因为财物少。古人轻易辞掉天子之位，不是出于高尚，而是因为权势微薄；今人看重并争夺官位和俸禄，不是出于卑下，而是因为权势重大。所以圣人推议财物的多少、考虑权势的轻重来实行他的政策。因此，刑罚轻也不是仁慈，诛戮重也不是暴戾，要根据世俗的情况来制定。所以政事要随时代而变化，而准备工作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政事。
古时周文王处在丰、镐两城之间，土地面积不过一百平方里，施行仁义而感化西戎，于是称王天下。徐偃王处在汉水以东，土地面积足足有五百平方里，也施行仁义，向他割地朝贡的有三十六个国家。楚文王担心徐国强大而威胁自己，就发兵讨伐徐国，于是消灭了徐国。所以周文王施行仁义而称王天下，徐偃王施行仁义而丧失徐国，可见仁义适用于古时候而不适应于当今。所以说时代不同，事情也随之不同。
在舜的时代，有苗氏部落不服从管理。禹要去讨伐。舜说：“不行。君王的德行还不够深厚却发动战争，这不是治国之道。”于是禹加强了文教德政，拿着干戚跳舞，有苗氏部落终于归服了。共工之战时，兵器短小的一方就能打到敌人，铠甲不坚固的士兵就会受伤。这说明干戚这类武器在古代适用，而在今天就不适用了。所以说，事情不同，准备的做法也要随之改变。上古时代人们竞争道德，中古时代人们竞争智谋，当今时代人们竞争实力。
齐国将要攻打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国。子贡对齐王说：“大王要攻打鲁国，这样做是不明智的。鲁国是难以攻克的，它的城墙薄而护城河浅，它的君主愚昧而不仁德，大臣们虚伪而没有才能，它的士兵百姓又厌恶战争。这样的国家不可以攻打。如果大王您攻打它，必定得不到什么好处。”齐王说：“那该怎么办呢？”子贡说：“大王不如攻打吴国。吴国的城墙坚固，护城河深广，它的君主贤明而有道，大臣们有才能而忠诚，士兵百姓又乐于作战。但是，吴国的君主骄横，大臣们奢侈，士兵百姓疲惫不堪。这样的国家可以攻打。如果大王您攻打吴国，必定能取得胜利。”齐王听从了子贡的建议，放弃了攻打鲁国的计划，转而攻打吴国。结果，齐国大获全胜。
这就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道理。时代不同了，事情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事情发生了变化，那么准备的措施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所以，圣明的君主总是根据时代的变迁来制定政策，而不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他们善于观察和分析形势，灵活地运用各种策略和手段来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国家的稳定和繁荣。
以上就是《韩非子·五蠹》的部分原文和翻译。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原文较长且涉及多个历史典故和哲学思想，这里的翻译只是选取了其中的一部分进行解释和阐述。如果想要全面了解《韩非子·五蠹》的内容和思想，还需要深入研读原文并结合相关注释和解读来进行理解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