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不养廉”是因为高薪仅为廉政的辅助条件，无法独立抑制腐败，需配套制度约束与精神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欲望的无限性与高薪的有限性。人的贪欲容易随着收入的增长而膨胀，从近年查处的腐败分子来看，即便薪资优厚，他们依然因为“欲壑难填”，贪腐巨额资金，可见单纯的高薪难以满足人无限的欲望。
二是缺乏配套制度易失效。若仅依靠高薪，却没有完善的监督、透明机制，腐败风险依然会存在。像肯尼亚，议员年薪是国民的400倍，但由于媒体监督乏力、权力缺乏约束，该国仍是全球最腐败的国家之一；而新加坡、香港的“高薪养廉”能取得成功，离不开独立反腐机构、财产公开、舆论监督等多重制度保障。
三是违背社会公平与国情。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秉持“廉价政府”理念，公职人员薪酬需与群众供养能力相匹配。北宋、雍正时期的“高薪养廉”实践，虽短期内有效，但长期因制度存在漏洞、财政压力大等问题，最终反而加剧了腐败。
四是精神建设的缺失。廉政需要内在道德的约束，如果公职人员缺乏“清心寡欲”的修养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高薪可能会助长奢靡之风，而非增强廉洁意识。
所以，廉政需要制度约束、监督机制、精神教育与合理薪酬相结合，仅仅依靠高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