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的《包身工》是一篇在1935年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记录了上海等地的包身工所遭受的非人待遇和残酷剥削。四月中旬的一个清晨四点十五分，住在拥挤工房里的人们被一个穿着拷绸衫裤的男子大声吆喝起床。他骂那些不起床的人为“猪猡”，并命令“芦柴棒”去烧火。工房里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六七个人，在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中骚动起来。这些被叫做“猪猡”的人，对羞耻的感觉已经很迟钝。她们会半裸着身子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那个男子向起得慢的人踢了几脚，然后向楼上的另一群人呼喊。蓬头、赤脚的几个人从楼上冲下来，挤在水龙头边洗手。一个叫“芦柴棒”的十五六岁的女孩在烧稀饭，但冒出的青烟引起了她的咳嗽。这是上海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住着二千个左右衣服破烂而专替别人制造纱布的“猪猡”，她们正式的名称是“包身工”。她们的身体，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做“带工”的老板。包身工是替带工赚钱的“机器”。每个带工所带包身工的人数，表示了他们的排场和财产。四点半之后，水门汀路上和巷子里挤满了赤脚的乡下姑娘。她们有的舀水，有的梳头发，有的抬马桶。她们的伙食是两粥一饭，早晚吃粥，午饭由老板差人给她们送进工厂。所谓粥，是用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加上很少的碎米、锅巴等煮成的。从原棉制成纱线的过程，在纱厂工人的三大威胁——音响、尘埃和湿气之下进行。没有人关心她们的劳动条件！包身工是“拿摩温”和“荡管”们发脾气和使威风的对象。在纱厂，活儿做得不好，罚规大抵是殴打、罚工钱和“停生意”三种。“一·二八”战争之后，日本厂家对这种特殊的廉价“机器”的需要突然地增加起来。包身工是“罐装了的劳动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使用。包身工由带工带进厂里，厂方把她们叫做“试验工”和“养成工”。最初，工钱是每天十二小时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五点钟，上工的汽笛声响了。包身工们走进厂去，外面的工人们也走进厂去。织成衣服的一缕缕的纱，编成袜子的一根根的线，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适而愉快的。可是从原棉制成这种纱线的过程，就不像穿衣服那样的愉快了。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地被践踏？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同；包身契上写明三年期间，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看着这种饲料小姑娘谋利的制度，我不禁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墨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