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谢宇舅舅和姑父的谅解书难以直接改变死刑判决结果，但可能作为量刑情节被酌情考虑，最终影响需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及司法实践综合判断。具体分析如下：
谅解书在死刑案件中的法律地位有限根据《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取得被害人谅解可减少基准刑20%以下，但该条款明确针对“常见犯罪”，且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需从严掌握。吴谢宇案涉及故意杀人、诈骗、买卖身份证件数罪，且法院认定其“主观恶性极深、犯罪手段残忍、社会影响恶劣”，属于司法实践中从严惩处的典型。谅解书虽能体现一定悔罪态度，但难以突破死刑适用标准。
家庭内部故意杀人案的谅解效力受限法学教授指出，家庭内部故意杀人案中，被害方获得赔偿的目的性已不存在，且近亲属和解需遵循继承顺序。吴谢宇母亲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已死亡，若其他第一顺位近亲属（如子女）不存在，则第二顺位近亲属（如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意见可能被参考。但舅舅、姑父作为旁系亲属，其谅解的权重低于直系亲属，且法院需优先考量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而非单纯亲属关系。
谅解书需与其他量刑情节综合评估吴谢宇案中，法院已明确其“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但不足以从轻处罚”，表明其认罪态度未达到显著减轻罪责的程度。谅解书若要发挥作用，需结合赔偿情况、犯罪动机、社会危害性等因素。但吴谢宇诈骗亲友144万元并挥霍，未实际赔偿经济损失，仅取得谅解书而缺乏实质赔偿，可能削弱其量刑影响。此外，其“悲观厌世、杀害母亲违背人伦”的动机，进一步强化了法院对其“罪行极其严重”的认定。
司法实践对死刑案件的审慎态度中国司法实践中，死刑适用遵循“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原则，但针对“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案件，法院通常维持原判。吴谢宇案中，法院已通过“数罪并罚、死刑立即执行”体现对其罪行的严惩态度，二审阶段除非出现新证据或重大程序瑕疵，否则谅解书难以推翻一审结论。
二审可能的考量方向吴谢宇上诉后，二审法院将全面审查案件事实、证据及量刑情节。谅解书可能作为“悔罪表现”的补充证据，但需与其他情节（如是否自首、立功、认罪认罚等）结合判断。若吴谢宇能进一步证明其犯罪动机的复杂性（如心理疾病、长期压抑等），或通过赔偿、社区服务等方式修复社会关系，可能争取改判死缓，但概率较低。
总结：谅解书在吴谢宇案中更多是象征性情节，难以直接改变死刑判决。司法机关将综合案件性质、社会危害性、被告人悔罪表现等因素，最终作出公正裁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