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轻生者起哄怂恿不仅违背道德，还可能承担行政、民事甚至刑事责任，网络平台若未尽监管义务也需担责。具体如下：
一般情况难以认定：在我国刑事立法中，自杀行为本身不违法，帮助自杀的行为一般难以归入故意杀人罪。起哄者对自杀结果是否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存疑，很难说当事人是因这些言论而轻生，因此一般难以对起哄者进行刑事打击。例如苏州沈某发表怂恿跳楼等不当言论，虽难以建立与年轻男子跳楼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难以被追究刑事责任。
特殊情况可能构成犯罪：
若涉及怂恿、诱骗未成年人自杀，则另当别论。
教唆者与被教唆人之间有相互抚养义务（如夫妻之间），一方唆使本无自杀念头的另一方自杀，或者一方意图自杀，另一方怂恿的，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
唆使无行为能力的人自杀，也要承担故意杀人的刑事责任。
若能证实轻生者最初并无自杀意图，只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围观者恶语相加，直接推动导致自杀行为的发生，实质上是一种支持和鼓励自杀的行为，可能涉嫌教唆他人自杀犯罪。
如果现场围观起哄人员对救援工作造成了妨碍，扰乱了救助机构的救助行动，可根据其妨碍救援的程度进行治安处罚，情节严重的予以刑事处罚。
对于起哄寻乐、怂恿他人自杀等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滋事行为，可给予警告、罚款或者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如苏州沈某因现场起哄，发表怂恿跳楼等不当言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被依法行政拘留。
起哄者对意欲自杀者起到了推波助澜、强化自杀决心、伤害自杀者亲属的作用，是一种侵权行为，情节恶劣的，可根据民法典规定，要求其承担赔礼道歉和赔偿精神损失费等民事责任。
《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明确，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直播内容审核平台，不得利用互联网直播服务从事破坏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法律法规禁止的活动。自杀直播、起哄自杀等行为，属于扰乱社会秩序的不文明行为，平台应当予以审查和封禁，审查不力则承担没有履行监管职责的违法责任。
侵犯隐私权：通过直播、拍摄视频等方式传播他人自杀行为，可能侵犯轻生者个人隐私权。
损害网络和社会秩序：相关视频属于法律法规禁止的传播信息内容，损害了网络空间和社会良好秩序。
可能涉及鼓励教唆他人自杀：在渲染自杀的同时，可能涉及鼓励教唆他人自杀。
网络平台不应承担对每一个视频都进行详细的主动审查责任，因为这不仅会对网络平台造成巨大的负担，而且也不现实。在自媒体遍地的时代，每天的新视频数量众多，网络平台难以逐个审查。
但是对于可能存在风险的视频，例如被投诉、举报等，网络平台则要对内容进行及时审查、处置，不能置之不理。
建立更有效的现场处置机制，加强对现场的控制，对起哄者及时加以规劝和制止。
对起哄怂恿者虽难以追究刑事责任，但可以进行批评和教育，传递正确的价值观。
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对于故意起哄、刺激轻生者自杀的行为要进行严厉处罚，完善处罚标准。
对于教唆情节严重者，甚至妨碍救援者，要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围观看热闹的要予以口头批评。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可以在各大网站及短视频平台以案释法，弘扬和谐友善的社会风气。
政府各部门要联防联控，资源共享，共建共享，对于一些不当行为及时曝光。
畅通群众举报渠道，鼓励群众及时反馈。
建立被动 + 主动双层审查机制，引入技术手段，如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技术，自动检测违规内容，完善一键举报；系统自行对关键词、关键句、关键场景进行识别，及时发现、解决问题。
建立和畅通视频、评论举报投诉机制，发挥网友的监督力量，加大对不良信息的审查和消灭力度。
落实主播身份实名认证和“黑名单”制度，对于长期进行“极端直播”吸引流量的账号，应予以封禁，建立绿色健康的网络环境。
建立自律机制，引导主播自觉遵守行业法律规范和指引，加强对主播的管理和培训，规范提高直播内容的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