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匠协助警方开锁被炸身亡未获赔偿，主要原因是其身份未被明确认定为“因公死亡”或“工伤”，且缺乏书面合同等劳动关系证明，导致无法依据现行法律获得国家赔偿或工伤补偿。以下是具体分析：
“因公死亡”认定未获支持王立军的妻子主张丈夫应视同“因公死亡”，但需满足《工伤保险条例》或《人民警察法》中关于“因公牺牲”的严格条件。
法律依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职工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可视同工伤。但实践中，此类认定需证明行为与职务的直接关联性，且需警方出具事件性质说明（如任务指令、紧急程度等）。
现实障碍：警方未出具爆炸事件调查报告，导致无法明确王立军的行为是否属于“执行公务”。若警方未正式委托其开锁，或未记录任务指令，则难以证明其死亡与职务的直接因果关系。
行政赔偿诉讼被驳回两次行政赔偿诉讼失败，可能因以下原因：
主体不适格：若警方未与王立军建立书面或事实劳动关系，其死亡可能不被认定为“职务行为”，导致无法通过行政赔偿途径索赔。
证据不足：缺乏警方委托开锁的书面记录、现场任务指令等关键证据，无法证明警方存在过错或违法行为。
书面合同的重要性根据《劳动合同法》，书面合同是证明劳动关系的主要依据。若锁匠与警方无书面合同，需通过其他证据（如工作证、工资记录、任务指派记录等）证明事实劳动关系。
现实困境：临时协助警方开锁的行为，通常缺乏上述证据，导致难以被认定为“劳动者”，从而无法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获得工伤补偿。
无合同是否影响补偿？即使无书面合同，若能证明事实劳动关系（如警方长期委托其开锁、支付报酬等），仍可能通过劳动仲裁或诉讼主张权益。但本案中，王立军的行为可能被认定为“一次性临时协助”，难以构成事实劳动关系。
情理层面的补偿诉求从公平角度，王立军因协助警方执行任务而死亡，其家属应获得一定补偿。但法律需严格依据程序和证据，无法仅凭“情理”突破现有框架。
类似案例参考：外卖员交通事故中，平台若未与骑手建立劳动关系，通常无需承担工伤责任，但可能通过商业保险或人道主义补偿部分损失。本案中，若警方无过错，补偿可能需依赖政策或社会救助。
政策建议：完善临时协助人员保障当前法律对临时协助公务人员的保障存在空白。建议：
明确警方在委托非公职人员执行危险任务时的义务（如提供安全保障、购买保险）；
设立专项补偿基金，对因协助公务导致伤亡的人员给予人道主义救助。
民警的“因公牺牲”认定遇难民警被追记一等功，因其身份为公职人员，死亡直接关联职务行为，符合《人民警察法》中关于“因公牺牲”的认定标准，可依法获得抚恤金、家属补助等。
锁匠的身份局限王立军作为普通公民，其协助行为未被纳入公职体系，导致无法享受同等待遇。这种差异反映了现行法律对“公务协助者”保障的不足。
本案的核心矛盾在于法律程序的严格性与情理公平的冲突。解决此类问题，需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寻找突破口，同时推动制度完善，以平衡公权执行与公民权益保护。
